考成法,说白了，其实就类似于现代公司里头的绩效考核,年初官员们把今年各自需要做的事情罗列在折子里呈到京城，就是工作计划,京城会有专门的人员将这些工作计划记录在册。比如你说去年县里洪水泛滥，今年要修筑堤坝，等到年底检查，好，堤坝没修，处分。处分程度也因你的完成程度而不同，如果大部分完成了,可能就是降职,如果完成率很低，那就是革职了。
大明虽然有针对官员考核的京察和外察，可除非是像太祖皇帝那样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才能震慑百官,否则这些考核只是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排除异己的工具，隆庆六年曾经利用京察清楚高拱余党的张居正当然再明白不过，所以“工作考核”的实施就成了当务之急，只有把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淘汰掉，提拔一批会做事的人上来，他后面那些改革才能实现。
这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在他之前,几乎从来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办法，而且对于那些只会埋头做事，却不会讨好上司的人来说，考成法无异于一件好事。――当然，这种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就算张居正身为首辅，也压不住许多怨声载道的声音。
赵肃也赞同考成法，只不过他旁观者清，却也看到一些其中的不足之处。
首先这里头对官员的工作计划规范并不足够明确，赵肃建议把每一个部门具体的职责分情况罗列出来，再根据各个事项制定具体的奖罚制度。
譬如说一个知府，他今年需要巡视辖下所有县的百姓，再将每个县的情况上报，要主持府试，要征收赋税，要审理若干案件，那么如果他全部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包括银两和全国性通报褒奖，其中银两的奖励，则是从其它革职官员的俸禄里扣除，不需要朝廷再出一分钱。
其次，考成法还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由上级下，工作计划的层层积压。如朝廷要求某地今年需要征收多少的税收，巡抚或按察使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下头的人，知府又分派给知县。
以前的税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要求，朝廷担心老百姓负担过重，把赋税一降再降，低得不能再低，但即便这样，也有很多大户中户拖税漏税，官府也乐得清闲，收多收少没所谓，反正自己吃的是公粮，损失的是国家，但是现在不行了，税收得少了，今年“工作计划”没完成，大家都别想好过，所以知县感到压力很大，就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地主们，而地主们当然转嫁给佃户。其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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