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当代典型的“二奶”故事，流露出“二奶”终极结局特有的低俗色调和悲剧色彩。
2003年5月，一个闷热而平静的下午，一位自称为阿良的“二奶”冲进了我所服务的报社驻深办公室。自从我离开《香港商报》加盟香港《文汇报》两年以来，由于负责深港两地报道，有些“二奶”特意寻上门来请求报社帮助她们在香港找寻“丈夫”，仅我就接待过三四
个这样的人。大多数的人，仅仅是向媒体倾诉一番就“无疾而终”，留下的电话号码也是假的，让我怀疑她们前来寻求帮助不过是一时冲动之举。在这三四位“二奶”中，只有阿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天，她气咻咻地冲过来，眼神飘忽，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肩上背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胸前用细塑料绳子挂着一张用厚厚的纸板糊起来的红色“大字报”。红棱纸面上贴有七八张同一位男性的照片，还有男性抱着一位小孩以及看上去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衣着干净，相貌平常。他的相片旁边，用黑色毛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大字：香港臭男人，丧尽天良！抛弃我母子，请问良心何在？
她全身在抖动，目光很纯真，是个迷失的灵魂。她个头矮小，头发浓密，发梢不听话地随意乱翘。看上去整个人邋里邋遢的，十分寒伧。我请她卸下“大字报”，放下孩子，让她在我对桌的皮椅上落座，返身到走廊的饮水机边，给她去泡茶，她跟在我后面叫嚷着：“只要白开水！只要白开水！”
我刚刚把一次性塑料水杯递给她，她立马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掏出一个红塑料袋，就像是垃圾袋的那种，从里面抓出一把黄豆抛进水杯里。
“记者，快看，我就是想叫你看看，你仔细看看！”她的语速极快，像一杆重型机关枪在扫射。
一次性水杯里，大约三四十粒黄豆在温水的浸泡下，不时地冒出几个小气泡。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啦？
“我家那个臭男人，整日里想毒死我，他每晚偷偷地溜回来放毒，我家所有的东西，吃的用的，都被放了毒——”她慑人的鹰眼定格在我的脸上，有点阴森恐怖的味道，“你看看，你看不到吗？他，他放了毒的！”
“没有啊，怎么可能？”我定定地看着黄豆，研究了半天，还叫来了办公室主任黄小姐研究，她毕业于湖南湘潭医科大学，后来才转行。
一个多小时，我们静静地听完她的故事。黄小姐把我叫出办公室，露出一副世事洞明的神情：“你最好不要管了，说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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