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名成熟的政治家而言，一个可控的状况，远比难以预见的改变，要好得多。因为后者会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比如说法国大革-命，至少在1792年之前，绝大部分的革-命领袖或未来的领导人，包括罗伯斯庇尔自己，都极其天真的认为：革-命势必会朝着他们憧憬的美好方向发展，至少不会出现比旧制度更糟糕的情况。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除了类似塔里安、富歇、巴拉斯、弗雷隆、勒贝尔，以及穿越者安德鲁等少数投机分子外，全法国的民众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跟随历史车轮滚动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国的热月政变，就是雅各宾派中的保守主义分子进行的一场“自我进化”般的政变，意在中止那些无法控制的激进政策，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存了大革-命的重要胜利成果。
也正是看到了海峡对岸的政治巨变，原本效仿工商业主的辉格党，想要锐意进取的英国的托利党党徒们，在其内部进行了数次异常激烈大辩论后，随即猛然踩下刹车，开始执行稳妥的保守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激进变革。
同样的政治格局也出现在另一时空的维也纳，那个被伟大革-命领袖深深唾弃的梅特涅和他的固执保守主义，却让苟延残喘的奥地利帝国延续了30年的辉煌，成功力压了躁动不安的普鲁士，继而重回中欧霸主的地位。
基于已经发生的，与尚未发生的“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在国内局势日益稳定，经济进一步恢复之际，安德鲁的执政作风，就从1796年开始，慢慢趋于保守主义。除了不得不打的下一场“德意志战争”外，安德鲁愿意与所有的欧洲君主制国家，包括老对手英国，保持和平外交的态势。
然而，“格朗松事件”却打乱了安德鲁的那种美好愿景。当他还在巴黎向各国外交官们郑重承诺，“法兰西不再主动的向欧洲各国输出革-命”之际，瑞士的左派爱国者、苏黎世的中立派与伯尔尼的右派却“联合起来”，逼迫法兰西的第一执政改弦更张。
事实上，安德鲁倒不是不愿意拿下瑞士，而不是希望选择这个时间点。依照第一执政的战略部署，瑞士问题最终解决的前提，必须是等到奥地利在德意志与北意大利的两个战场被打趴下了。
……
刚从莱茵河前线回到巴黎的贝尔蒂埃，在进入第一执政的办公室的时候，就被怒火中烧的安德鲁，劈头盖脸的好一顿骂。
“该死的，是你，还是总参谋部的哪个人批复了鲁特??梅茨勒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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