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晚年几次表达过这种看法：在“４０年代中期———我想我有点过于自负了———我觉得，我很有名，是两位打过一场大笔仗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斯，另一位就是我本人。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穴１９４６年４月?雪了，成了一位圣人；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19}。哈耶克在另一个场合又说：“凯恩斯只要还活着，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很有争议———但他去世后，则被吹捧为圣人。大约有二十多年时间，我只有一次很不好意思地对我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我可能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１０天以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穴大笑?雪。那个时候，凯恩斯成了大人物，而渐渐地，没有人还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20}
哈耶克觉得，凯恩斯去世的时候，他是两大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但其它人可不这么看。科斯说，在英国，“其它人都不这么想”{21}。据弗里德曼说：“在美国也没有人这么想。据我所知，在美国，从来没有人把凯恩斯的名字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同一档次的。事实上，我倒宁愿说，在美国，人们更多地把凯恩斯与罗宾斯相提并论。”{22}哈耶克一生中获得的最广泛的关注是１９４５年春天在美国和英国。他自己无疑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对他早期的研究的一种自然延续，但不管是他的论敌还是朋友都不这么看。在工党以压倒一切赢得１９４５年的大选后———在美国巡回演讲和英国选战期间遭受批评之后———用一些“比他左一些的熟人”的话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传家”{23}。１９４５年工党在英国获胜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英国，哈耶克不再是思想家了，而被视为某种教条的象征。
哈耶克当时的书信似乎显示，他后来觉得战后继续留在英国是个失误。他跟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的关系也疏远了。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早期，他在《经济学》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自１９４６年２月号上发表那篇论述历史的文章后，他在伦敦的最后四年，竟然没有在《经济学》上再发表一篇文章。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他写信给政府研究局的Ｌ．Ｂ·米勒说，他觉得在英国不受重用，无用武之地，教的课又太多，他的观点被认为太极端，他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听———然后又说，他当初应当接受美国提供的职位。{24}
１９４８年，哈耶克考虑给《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后记，谈一下自它发表以来的变化。他对战后工党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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