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光绪皇帝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查尔斯·丹比《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为男人，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个比光绪皇帝更令人感兴趣。天才的那些个心血来潮及其相应的优缺点他全都有。他可以像凯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所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一样那样害怕。
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我们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我们不妨将他视为低能儿，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种过去二、三十年内除X光和液态空气之外的神奇而有用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他被废黜?我们不妨说说看，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意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了进去?
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位中国君主对这个国家年轻人思想的影响之深远会超过1895年到1898年的光绪。这一影响的酝酿已在政府和各传教团设立的教育机构之中进行了二、三十年。从这些学校里已经出来了大批年轻人，所有的商界和政界部门都有这些人任职。他们向民众和官员们显示了外国教育的力量。海关设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外交等人才的官学，出来的年轻人作为代表政府的领事或公使派驻各个欧美国家。
读光绪所读书籍的热潮极为汹涌，港口城市的印刷厂商的供应能力达到了极限。有些印刷协会的领导人担心已经出现了一种他们毫无准备的状况。像阿伦、马蒂厄、马丁、威廉、莱奇诸博士等人写的书都被上海的书店盗版复制出来，售价仅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作者们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就强迫盗版者交出他们所制的铅板，否则就要在官员们那里提起诉讼。可是在皇上研读这些外国书的三年里，这个国家里也在研读的年轻学者何止成千上万，都已为皇上在学习研究之后可能提出改革的紧急情况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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