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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初是以一种复杂的心态将工地称为“山里人家”的话，那么，从省城回到傍山后，志民则按自己的打算继续督促工程的进展。
这些时日傍山人看见，即将封顶的三层砖楼处，场地上竖起了一棵高高的木杆；随后又看到房屋的四周砌起了围墙，临路的大门处，走下级级台阶便是溜光锃亮的石板路。
茶余饭后，人们总要饶有兴趣的议起这个疑窦重重的地方。不过，无论人们怎样议论，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怎么也猜不出这棵木杆的用场。
自省城回来后，志民搬到了“山里人家”，住在西南角的工棚里。
时节进入八月以后，满眼的绿便悄悄的退了位，无论田坝或山坡，不经意间渐渐斑斓起来。
这段时间，志民被一种矛盾的心态缠绕着。他时常感到自己的心境也象牯岭的山野一样，既有对金秋热切的期盼，又有对春夏逝去的痛惜。
他常在晚风袭来的时候走下石阶，顺着往高坡去的石板路走上一段，然后又沿着青溪的河滩度回来。每当看到青青的石板路，他便会不时的想到华林一家，心里隐隐的有着一种忧、一种愁。
他讲不清楚这种忧愁的来由，只是觉得孤独之外又加上了许多的落寞与忧郁。
他对华林一家的去向有过许多的猜测。有时候，他由这家人的渺无音信进而联想到华林妈妈的病况，心里充斥着一种不祥之感；有时候，他又晓幸的认为，也许华林妈妈的病并不太重，看完病后又回家了。
他曾千百次的想到高坡去看看，但华林离去后，工地即将进入竣工阶段的繁杂事务让他分不了身，难以成行。更何况，即便没有不幸之事发生，在病人静养阶段也不是前去打搅的时候。
不过，无论怎么说，现在志民的各种猜测中都少不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华林的妈妈。几个月来的的种种经历使他渐渐的认定：这个女人就是那个曾与他朝夕相处三年多后，在暮色浓重的青溪旁悄然而去的薇兰。
在记忆里，现在的薇兰应该快五十了。
薇兰二十一岁那年，也就是在他离开高坡之前的那个傍晚，他曾在青溪边对她说过：“等着我，我一定回来。”
那天的整个白天，他一直没看到薇兰的身影，也没听到惯常听见的《好花红》。准确的说，这些天来几乎天天都是这样，微兰处于几近消身隐迹的状况。
自从志民接到大学入学通知后，薇兰再没来过东屋，她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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