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心理规则，说得好听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对于别种文明的敏感。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不管东南西北，几乎各地都对上海人没有太好的评价。精于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骄傲排外、目无领导、缺少热情、疏离集体、吝啬自私、时髦浮滑、琐碎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中的上海人。
上海人被骂的由头还有很多。比如，不止一个骚扰了全国的政治人物、帮派头子是从上海发家的，你上海人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句：“他们哪里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和渔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二
上海人的尴尬，责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中华文化在近代的不适应。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传统、半国际半乡土的特质，使他们成了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异数。照例，成为异数的命运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点明白，当时的中华文化在国际近代化进程中更是异数，异异得正，因此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得意劲儿。
在我看来，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质意义上，是十三世纪的纺织改革家黄道婆；在精神意义上，是十七世纪的官员科学家徐光启。黄道婆使上海成为一个以纺织业为中心的商贸重镇，而徐光启则以惊人的好学和包容游走在科学、国学、朝廷、外邦之间，为后代上海人的正面品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组合体。你看，他那么认真地向欧洲传教士们学习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测量学、水利学，自己参与翻译，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当上了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与此同时，他居然还一丝不苟地编写了中国农业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农政全书》和天文历法的鼎新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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