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地方改革空间

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这一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效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大了各地区之间业已存在的发展差距。例如，东部沿海少数县级市的财政收入，甚至超过西部个别省区的财政收入。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已经构成了中国新的三大社会差别。包括地区差别在内的社会经济多样性，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情。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统”与“放”之间的关系、“点”与“面”之间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也再度成了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上下层的良性互动仍是改革必须遵循的策略

中国申请地方政府创新的数量年均146个，美国是1500多个

大幅度放权，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发生在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特别是向基层放权，增大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性；二是政府向企业放权，让企业自主经营；三是国家向社会放权，推动社会领域的自治。上述放权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和基层的活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释放出了空前的社会生产力。尽管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抬头，政令法令在一些地方不那么通畅，但是，通过放权来增大企业、地方和社会的自主性，扩大他们的自主创新空间，从而激发其创造力和生产力，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功经验。

经济的发展势必催生社会政治的变迁。在30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地方和基层的改革创新遇到了新的严峻挑战，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开始出现了。例如，近年来，鼓励地方和基层改革创新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实际需求。一些实际效果很好、完全符合科学发展并且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地方改革创新举措，迟迟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从而得不到及时的推广；一些很好的基层改革创新实践，因为得不到上级的支持而不能持续；一些已经在其他地方得到推广的改革创新措施，在另一些地方却受到抵制和排斥；甚至，一些已被实践证明的优秀的基层改革创新举措，还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压制，一些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地方基层干部也因为其改革创新的探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凡此种种，都会严重挫伤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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