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节

我说我对某些美国政治人物有同样的印象。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在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出色地担任过许多不同的高级外交职位。在相似的心境下，他曾对我说，某些人对自我的认识如此依赖于他们在华盛顿的位置，以至于他们永远都用早先的位置来定义他们自己。而另外一些人，迪克补充道，把他们在政府任期看成是非常特殊的经历，而继续关注他们自己在将来要做的事。

戴安娜和迪克所提出的看法都是我常常注意到的某些东西的延伸。严重依赖工作来确定自我的人就会依附工作，依附那些权力比他们大的人。而另一方面，自我认知不依赖于工作的人，则有能力离开，从而产生出一种心理独立感。

就我自己而言，我还能记得早年在高盛公司时的岁月。进入政府后，我当然没有曾拥有的金融自由，但仍然有能离开并过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的感觉。这使我的观点更为独立和坦率，并能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下工作。

在同一次谈话中，戴安娜·布里坦还提到一位拥有高贵的英国头衔的朋友，在生意上也非常成功。他非常富有，但从未成功实现一生追求的抱负，即成为下议院议员。他在回顾自己的过去时，总是对那个未能获得的荣誉表示极大的遗憾，而不是自豪地回想所有那些他已经获得的成就。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有关杰出的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故事。尽管他备受尊敬，却总是因自己从未实现过的、想成为首席大法官的抱负而心疲力竭。即使是极其成功的人似乎也总是想得到某些他们无法得到的东西。内心的需要促成外部成就的实现，但外部成就却永远不可能满足内心的需要。这就是说，对某些人来说，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将会是长期性的。

我在私营部门的时光是好坏参半。但不管怎样，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总是好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我和花旗集团公司达成的协议要比我希望的好得多。我埋头于一系列令人痴迷的实质性和管理问题，我处于一个非常出色的机构的核心，却又不必承担经营责任。在花旗集团公司之外，我也非常有幸能深深卷入我所关心的公共政策问题，涉足那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机构如哈佛学会、本地倡议支持组织、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西奈山医疗中心。我并不想念政府的那些活动或津贴收入，尽管我确实想念一起共过事的人，也不赞成我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我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拥有自己的时间。某种程度上，我就是误解了自己。某些人似乎很擅长控制其介入水平，但我从未能那样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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