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还是向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欲望导致了一种浮躁不安的政治气氛，使中产阶级与由诸多意识形态、党派以及政治纲领所构成的政治斗争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实验显示出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削弱精英阶层权力的愿望。尽管实验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所获得的答案是一致的：应该找到一条合理引导“人民”进入体制之内参与政治事务的道路。这正是中产阶级“民粹主义”之要点所在。20世纪30年代末，种种假想的“第二条道路”都消失了，原因不得而知。
失败似乎加深了在中产阶级人士中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模糊的直觉：在阶级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由党徒政客、意识形态以及旧式委任制勉强结合而成的政治本身就是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障碍。
尽管如此，从政治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并非意在激起一场广泛持久的中产阶级政治集会或曰运动。1945年之后，一方面面对反应迟钝的精英政党，另一面则是被他们视作激进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选民愿意关心正式的政治事务。根据观察家们的看法，尽管有人一再呼吁中产阶级应该集体行动，但就整体而言，中产阶级在二战后的选举中表现得像个旁观者，仅仅满足于在整个政治进程中释放出心中的挫折感。克劳维斯·雷特·里贝罗参与了1947年艾德希玛·德·巴罗斯竞选圣保罗市市长的整个过程，一如既往，中产阶级对党派政治的幻想仍旧归于幻灭。同样，在1953年杰尼奥·科德罗斯竞选圣保罗市长的选战中，他承诺要清除政治腐败，但根据权威消息来源透露，这次失败的行动更像是针对“中产清教徒主义者的廉洁、有序等愿望”的一次精彩表演。换言之，虽然中产阶级对于政治活动极为蔑视，但他们仍然有着不可预期但直接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于那些能够打动迷惘的中产阶级——即便只是偶尔如此——的人而言，中产阶级人士“在政治上具有利用价值”。
另一种中产阶级与政治相关的深层感受，则更为散漫和模糊，也因此而更难以了解。许多人想通过其他而非集体参与政治的方式来确立其在社会阶层中的身份。20世纪30年代的中产阶级人士设想，官僚体系可或明或暗地为其提供保护，并由此重新点燃了进行政治实验的梦想。实际上，中产阶级从未完全退出民粹主义和反民粹主义的政见之争：尽管不时有人在使用诸如“劳资双方”这样的流行用语时明确将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但家庭的平和、社会的安定、各阶级间的融洽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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