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对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极有益处。这是因为，中间阶层在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冲突中间具有明显的缓冲功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一方面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普遍的改善和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异日益加大的现象。比如，以用来描述收入分配的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贫富差别不大。如前所述，1964年基尼系数仅为020～021之间，1980年也不过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但到了1988年，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现在则进一步上升到0456以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势必会严重伤害普通民众的社会情感，影响他们充分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造成社会上层权势集团和社会下层弱势群体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在这样的矛盾、对立与冲突中，中间阶层因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皆处在社会的中间状态，自然应具有对上下两极分化及矛盾冲突的缓解功能。当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功能的有效发挥的前提是，一个社会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扩大了的中间阶层。以美国为例，它的贫富差距也十分显著，基尼系数达到045，但是因为美国社会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中产阶层人口（仅白领人口的比例就占到全部人口的50%以上），所以才能够化解其上下层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在目前的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那么中间阶层不仅不能承担上述缓冲功能，还完全有可能在突发性的社会动荡中成为利益群体冲突的牺牲品。其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的目的还在于减少社会底层人口的比例。如果底层人口的比例过大，当社会发生动荡之时，常常容易发生暴力行为。这是因为对那些极少拥有实际资源（权力和金钱）和象征性资源（如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群体来说，有时暴力或非常规行为常常是他们能够动用的唯一资源。尽管这种观点具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但确实值得人们关住。
除此以外，中间阶层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良好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们在更为广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示范作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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