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价值1000万元的货船在海上航行陷入暴风雨漩涡中，动弹不得，而且慢慢地在下沉。这时幸好有一艘拖船在附近经过，准备救援货船。但是拖船的船长知道这艘货船的价值，索价900万元才肯施援手。如果货船拒绝的话，拖船会同意救出货船所有的船员，但却让货船沉没。货船同意拖船的价码，货船也拖进了港口。可是，一到港口，货船就拒绝付款，声称海上的承诺是在要挟时许下的。两船争论不下，到海事法庭裁决，裁决认为合理的拖船费是100万元，并由此改变两者在海上达成的协议。
现在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是严格履行在海上达成的协议合理呢？还是海事法庭判决更有效率呢？或者说，在这样情景下，拖船收多少费用才算是符合经济效率，或哪种价格能使大家获得净利益最大呢？由于付款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激励方式，那么我们还应该问，这种价格所导致的诱因是如何来影响拖船和货船的行为呢？
先从拖船的观点来看，他要决定是不是要多花10万元把他在确定的时间与地点救援一艘沉船的概率提高1%。如果拖船可望收到的救援沉船价格至少是1000万元，他会花那笔钱，因为这时10万元的支出会产生至少10万元的报酬。如果货船的价值至少为1000万元，拖船就应该花那笔钱，因为他的行为产生的社会利益至少等于成本。如果社会鼓励他采取值得采取的防范措施，就应该允许他将整艘货船的价值作为救援行为的价格。价格如果低于货船的价值，那么一些利益就会归货船所有。这会产生正外部效应，结果低于防范措施的最适水平。
从货船的行为诱因来看，假如不管拖船做什么，货船有50%的概率获救。货船就得决定船出海会承受什么风险。那么从经济效率的观点来看，货船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暴风来时仍然航行，遇难的概率假设是2%。我们也假设船只获救时必须支出价格是整只船的价值。因此货船决定出航时的成本，是1%的沉船概率，再加1%必须支付1000万元给拖船的概率。只有在出航获得的利益至少为20万元时，货船才会这样做。
对货船来说，这是正确的计算，却不能计算出符合经济效率的结果。派船出海只有1%的沉船风险，因为有一半的次数会获救。获救使得货船损失1000万元，但拖船相对获得1000万元的利益。所以只要利益超过10万元，派船出海就是符合经济效率的做法。为了使货船这样做符合他的利益，拖船收取的价格应该为零。如果超过零，货船每次承受的风险就给拖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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